“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一直是中國參與國際氣候談判的基礎。這一原則的正式確立是在1992年6月在巴西里約熱內盧召開的“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上，大會正式批準了《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下稱《公約》)。公約第四條正式明確提出“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

“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發端于上世紀70年代初。1972年斯德哥爾摩人類環境會議宣示，保護環境是全人類的“共同責任”；同時指出，發展中國家的環境問題“在很大程度上是發展不足造成的”。這已是“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的雛形。

從上世紀80年代末起，“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逐漸成為國際談判中的一項規范用語。1992年，《公約》開放簽字，《公約》第四條正式明確了“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1997年，《京都議定書》第十條確認了這一原則，并以法律形式予以明確、細化。它規定發達國家應承擔的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減排”)的量化義務，而沒有嚴格規定發展中國家應當承擔的義務。這是這條原則的具體體現。

《公約》開篇即宣示，“氣候變化及其不利影響是人類共同關心的問題”。由于氣候變化的強烈整體性與外部性，應對氣候變化需要各國的協調與通力合作。

與此同時，《公約》、《京都議定書》和各種氣候變化的法律文件都強調“區別”。根據目前科學界的主流認識，當下的氣候變化主要是人類活動造成的，其中主要是發達國家在長期的工業化過程中造成的。從18世紀中葉工業革命開始到1950年，在人類釋放的二氧化碳總量中，發達國家占了95%；從1950年到2000年的50年中，發達國家的排放量仍占到總排放量的77%。

2002年通過的《德里宣言》，可以說最終確立了“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該宣言的一個基本觀點就是，在可持續發展的框架下解決氣候變化問題?！兜吕镄浴访鞔_承認，發展經濟和消除貧困是發展中國家的首要任務。這一點被此后的巴厘島路線圖和《哥本哈根協議》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