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投資模式賴以生存的宏觀環境發生重大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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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企業面臨的宏觀大環境發生了結構性改變，特別是對于大企業而言黃金增長期已趨于結束。從趨勢上看，人口年齡結構變動導致的勞動力供給的變化、由政策和人口結構導致的儲蓄率變化，以及由勞動力再配置格局導致的全要素生產率都會出現變化。
對于大部分制造業企業而言，“人口紅利”優勢將會逐步衰減，勞動力供給增速下降、勞動力成本提升，整體經濟進入了生產要素成本周期性上升的階段，工農業產品的剪刀差正在供求不平衡推動下逐步回補，這樣工業企業部門的利潤有可能越變越薄。
而在企業盈利大幅下降的同時，一些大企業卻寄希望于通過借貸進行資本套利。數據顯示，截至2012年底，中國非金融部門借入的外債余額4879.38億美元，以當年匯率平均價計算，折合人民幣3.07萬億元。企業部門通過非正規渠道借入的外幣私債可能存在相當規模（比如通過境外募資，然后與國內企業在境外機構進行貨幣互換交易轉入國內）。在過去人民幣漸進升值的路徑中（特別是近三年），由于美元的利率水平較低，其貸款利率甚至低于人民幣的存款利率，因此，如果負債外幣化，企業可以輕易地從中獲得顯著收益，這是當前企業如此熱衷于借貸的一個重要原因。
此外，國際金融危機以來，以地方政府為主導的投資擴張，使得對資金有饑渴癥的地方政府通過表外貸款、銀行間債務融資等形式與其對接，大量資金流向了地方融資平臺和政府驅動投資的行業，特別是大型國有企業。
這樣，一方面導致了包括政府、大型國有企業資產負債率的大幅上升，資產負債表出現了明顯惡化。與此同時，由于“預算軟約束”的存在，也導致金融資源過度傾斜，繼續錯配到產能過剩的大型國有行業之中，由于國企與政府之間的關系始終是無法理清，即便在實施自負盈虧之后，也可以享受政府的隱形擔保，這樣就大大推升了這些企業的資產負債率。
另一方面，“政府失靈”的效應也進一步凸顯出來：地方政府的政策性補貼，扭曲了要素市場價格，壓低投資成本，體制上的根本性弊端扭曲了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的投資行為，大量增量資金投向投資驅動型領域造成了普遍性的結構性產生過剩和投資效率和資源配置效率的下降。（張茉楠?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戰略研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