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中華傳統美德的弘揚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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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先生在《隨感錄》中說，“多有不自滿的人的種族,永遠前進,永遠有希望。多有只知責人不知反省的人的種族,禍哉禍哉!”
中國近代以來，民族的復興和民族的反省相伴隨、共促進，中華文化改革創新的勃勃生機蔚然煥發。大體說來,近代中國經歷了對器物、制度、文化根本之不足三個階段的民族反省。梁啟超是從制度到文化反省階段上立于潮頭的文化人物，同時，也是躬身實踐維新變法的政界領袖。閱讀品味他的作品，總有一種氣勢恢宏而思想深沉的感覺。
只有進行文化改革創新，從根本上塑造國人新型理想人格，才能真正實現民族復興，這是維新變法后的梁啟超深刻覺察到的一項沉重而又必須擔當的任務。他認為，舊文化使得國民缺乏公德，終至政治蕭索、國運衰弊，故而，“務來中西道德以為德育之方針，廣羅政學理論以為智育之本原?！?/p>
1902年2月8日，梁啟超創辦《新民叢報》，揭纛中國近代新民新道德建設。從《新民叢報》第1號（1902年2月8日）起至第72號（1906年1月6日）止，梁啟超此間撰發20篇論文，圍繞的一個主題就是新道德建設。1936年，上海中華書局將這20篇論文集結出版，名為《新民說》。1994年，遼寧人民出版社將之再版?！缎旅裾f》旗幟鮮明地推崇道德建設，特別厘清了公德與私德區分，助推中國古代政治文化轉型，今天讀來仍令人產生不少反思和啟發。
在道德體系中，公德是人們為群體利益應該做什么和不應該做什么的行為規范。私德指個人品德、修養、作風、習慣以及個人處理自我利益的規范，比如潛規則意識。梁啟超指出，中國傳統文化私德最盛、公德最缺。公德是群體為善，“人人相善其群”；私德則是個人為善，“人人獨善其身”。中國古人強調私德，而公德卻極少有人問津。古人所教的道德，私德居十之有九。
梁啟超對中國古代政治文化的揭示是深刻的。歷史地看，在古代小農社會中，公共領域很不發達、很不完善，往往只是私域的推延甚至合一，私德盛大而公德薄弱，似是情有可原。但是，到了近代，“人的依賴性”社會解體，向“物的依賴性”的市場經濟社會轉型，私域與公域有了各自相對獨立的空間。私人領域屬于獨立個人，公共領域需要公權治理。在這樣的新型社會中，獨善其身的私德對于公共領域只是間接的、被動的規范。沒有公德的積極主動建設，社會道德就不可能整體發展，國民群體素養和政治文明就不可能全面提高。相映之下，中國古代偏重私德建設的政治文化顯現出明顯缺陷和不足。
1902年3月10日，梁啟超在《新民叢報》發表《論公德》，指出時下我中國所以日見衰落的原因，就是因為束身寡過的好人太多，享受權利而不盡義務，人人把那些有負于群的人視為烏有，人口雖然多，卻不能成為群體的利益，反而成為群體的負累，國運自然日漸窘迫！既然國民中無人視國事如自己的事，都是因為公德的大義沒有昌明的緣故。如此鞭辟入里的剖析，可謂一針見血，切中傳統政治文化和國民性的病灶。
公德與私德，它們對于新型社會的不同作用是什么？梁啟超指出，關鍵看能否“利群”?！肮轮竽康?，既在利群”， “知有公德，而新道德出焉矣，而新民出焉矣”。如何建設公德？梁啟超提出，首先必須培養國民私德；第二，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要以私德推之成為公德，就是建立孟子提倡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推已及人”的修養模式。梁啟超在《論私德》中說，“公德者私德之推也”，“故養成私德，而德育之事思過半焉矣”。梁啟超在對比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文明差異的基礎上，提出了公德建設的時代任務，可謂“采補其所本無而新之”；又提出了完成了這樣任務的具體途徑是弘揚重視私德修養的傳統，可謂“淬厲其所固有而新之”。